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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以上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而且党更可以用决议的方式随时取消或变更法律。当代中国政党驱动型法治所取得的巨大成效，也可以通过党的先锋队理论予以解释。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与法的理论在中国一直盛行——这是法理学或法学理论这个学科曾经用过的名称。但是，在建构法治的过程中，觋（或巫）只是一个载体。党的决议，事实上，其或形式上就等于法律。以上两个方面的比较表明，虽然都是政党驱动型法治，但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党性质不同、宗旨不同，不同性质、不能宗旨的政党催生了多样化的政党驱动型法治。其一，从政党的性质来看，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具有先锋队的性质，近现代西方政党普遍没有这样的性质。

在中国历史上，神灵驱动型法治主要是传说时代的法治现象。既然国王邀请其臣民就三级会议发表见解，爱国党便大批出版小册子，自由地申述他们的愿望。决策者对决策信息和最终决策提供充分的解释与论证，尤其是回应不同意见，就不采纳某种意见说明理由。

执政党总是试图让整个社会的结构与运行合乎其意志与利益。再次，理由不是基于各自的偏好或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决定的论据，而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在形式理性约束下，以现行法律规定为依据，严格遵循逻辑规则进行的论证。到2050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便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也有可能抱持不同的道德观。

(60)前引(49)，夏锦文书，第195-196页。这意味着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变革的急速性，极易导致地区间、部门间和族群间发展不平衡，引发利益冲突和内部分裂。

程序思维是法治思维的重要内核。权力运行不见阳光，或有选择地见阳光，公信力就无法树立。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实质正义往往包含对法律运作的弹性需求，某些价值需求诸如地方习惯、善良风俗或者事出有因等等在具体个案情境中不乏正当性，但却明显偏离甚至否定形式依据。

司法公开即司法程序公开，要求审判组织组成人员公开、庭审过程公开、法官形成心证和适用法律的理由公开、裁判文书公开等等。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道德规范是多元的，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四)运用程序思维理顺党与法的关系，提高党依法执政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理顺党与法的关系给予高度期望。依法办事就是依程序办事，法治思维就是程序思维。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59)参见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共识有助于提高立法与决策的可接受性，容易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行动自觉。(39)前引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第37页。

(84)参见陈金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方法论诠释》，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26)参见马怀德：《迈向规划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没有不同意见的程序不是问题，但人为制造一致意见的程序是伪程序。追赶型现代化是在短时间内完成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立法机构要主动适应改革需要，采取科学方法开展常规性立法调研，及早发现改革实践中需要法律解决的突出问题，组织专家研判，吸纳民众意见，及时启动立法程序解决。习近平总书记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程序不是单方提出主张、陈述理由的过程，即便对方没有提出相反主张，只是单纯否定，也需要用理由来加以论证。要言之，程序价值机理包含规则、对话、共识/合意等要素。

(二)程序思维 所谓程序思维，是一种用程序的眼光看问题，运用程序技术或程序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27)中国法治建设也不例外。

⑦参见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义》，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1期。(48)实践证明，充分而有效的参与有助于减少社会成员的心理疏离，增加对决策机构和决策过程的感知、理解与控制感，在提升社会认同的同时提高决策机构的决策质量与执行力。

他指出：‘治大国若烹小鲜。在当代社会民主政治条件下，一项改革要想获得成功至少应需要满足三个要件，即目标的可取性、程序的预定性、决策的正当性。为保障所有可能受决策影响的人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与机会，程序要采用多元化对话方式，鼓励其针对不同意见或建议进行辩论。(62)前引(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第43页。

在法治道路的选择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决不能走西方路子、照搬他国模式，要注重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吸收和创新发展中华法治文化优秀传统，理性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功经验，探索符合法治规律和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突出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76)自治拓展了法治的外延，将善良风俗、社会组织章程、乡规民约、行业习惯、业主大会公约等等社会规范也纳入了法治的法中，极大地提升了法律的适应性与可接受性，是良法善治的题中之意。

换句话说，在改革必要性与改革合法性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在改革中求发展的中国法治建设不得不面对改革的变动性与法律的安定性之间的冲突。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是我们党的明确主张。(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

法治意义上的程序始终是有人这个行动主体参与其中的，是各方主体交往互动形成的交互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市民社会和市场力量弱小，民众现代意识淡薄，无法依靠民间力量自发实现现代化。首先，党要通过法定程序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社会主义思想、价值、理念、原则渗透到法治建设全过程、各领域、各方面。习近平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

而且政策主要针对当下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而制定，具有应时应景性，需要根据治理适时调整变动。在中国法治建设中，要善于运用程序思维整合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在执政、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充分发挥程序的正当化作用，实现政治与法治的协同发展、相互促进。

法律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国际国内政治状况。(33)前引(20)，习近平文。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作为价值目标。(14) 1.法治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选择。